1900 年前后，或許是關于普洱茶的一些說法和詞語有著強烈的新鮮感，不斷影響其在西方國家的傳播，盡管當時很多西方人認為普洱茶不太適合他們的口味，但普洱茶仍然在西方“出盡了風頭”。
1859 年，是英國皇家植物園邱園建園100 周年，這年，一位叫洛克哈特的英國人向邱園捐贈了普洱茶散茶。就在上一年，洛克哈特還為它捐贈了普洱茶種子。
1879 年，一位叫弗萊爾的人再一次向邱園捐贈了普洱茶種子和普洱茶方茶、圓茶。1889 年，在云貴川任職的 F.S.A. 伯恩給邱園寫了普洱茶報告。
1899 年，在思茅海關任職的弗雷德·凱瑞和他的上司 A·甘斯臘以及其他一些在中國的英國人，如 H.R. 戴維斯等，先后在英國發(fā)表文章，詳細地介紹了普洱地區(qū)的政治、經(jīng)濟、文化、民族、物產(chǎn)、茶山等情況。
在 1889 年伯恩法官給邱園和外交部寫的報告中提到，攸樂過去曾經(jīng)屬于倚邦，后來變成了一位本地土著頭領的私產(chǎn)，由于頭領將姑娘嫁給了車里宣慰司(也就是西雙版納最大的土司)，他就將攸樂作為嫁妝送給了車里宣慰司。
這很好地解釋了為什么人們對六大茶山有很多種說法，其中清早期是有攸樂山的，清中期則沒有了攸樂山，到了清后期，關于六大茶山到底是哪幾座山則變得眾說紛紜。
伯恩在思茅時，曾到距離思茅四分之三英里的路營看過杜文秀起義失敗后當?shù)匦掖娴?12 英尺高的大茶樹，還到當?shù)赜忻牟枨f“新春雷號”(疑為“雷永豐號”，因該號老板名叫雷逢春，外國人用“新春雷”一詞意譯，方便記憶。該茶莊位于后來的思茅海關隔壁)參觀了七子餅茶的制做方法，并詳細記錄了七子餅的重量(9 兩)、拼配比例(4 個料)、各原料來源地、價格、銷售地、普洱茶的總產(chǎn)量、藏銷茶等信息。關于當時進藏普洱茶的情況，甘斯臘在另一篇文章中也對重量方面做了介紹：每筒普洱茶七圓，重兩斤(約合今1200 克)，一筐茶 24 筒，重 48 斤，一匹騾子可以馱兩筐，也就是茶凈重 96 斤，加上包裝的竹筐重 4 斤，總重 100 斤。
英國人關于普洱茶較為清晰具體的報告，應是后來被收入《 思茅海關十年報告·1897~1901》的為 1900 年巴黎世博會普洱茶展品所附的說明書，該文全文如下(康春華譯)：“普洱茶全部產(chǎn)自中國的撣邦(指今西雙版納一帶傣族土司統(tǒng)治地區(qū))，不過，由于他們名義上隸屬普洱府，所以統(tǒng)稱普洱茶。通常在云南消費，也有相當多的普洱茶運往西藏和中國其他省份。1898 年經(jīng)蒙自出口到東京(指越南)的普洱茶有 1300 擔，不過，據(jù)稱其中 350 擔轉往香港。
普洱茶進軍中國的每一個省份，由于它遠離出產(chǎn)地，被當作一種奢侈品，而非一種普通飲料，人們相信它具有藥用價值。人們甚至把它當作飯后的消化輔助而抿上幾口。普洱茶由于加工不細致，有一股霉味，無法契合普通外國人的口味。
事實上，除了在將云南與法屬老撾分隔開的層層山巒之外，野生茶葉不在中國或日本的其他地方生長，由此推斷，這一帶極有可能是茶葉的原生地。
茶葉種植出現(xiàn)在湄公河以東的倚邦和易武，以及該河西邊的猛海和猛往地區(qū)。我們沒有可靠的統(tǒng)計數(shù)字，不過可能在每年 4 萬擔左右，倚邦和易武產(chǎn) 1 萬擔，猛海和猛往3 萬擔。
倚邦和易武的茶葉種植完全依賴漢人。茶苗來自育種，植株非常小時，得成排地移植到山坡上，山坡已經(jīng)提前除去了一切草木。土壤保持松軟，不時地除草，不過，不需要為茶苗做別的什么。茶樹平均能長到 7 英尺高，10 英尺、12 英尺甚至 15 英尺的茶樹也是常見的。(1 英尺 =12 英寸 =0.3048 米 15 英尺 =4.57 米)倚邦和易武采摘茶葉的季節(jié)開始于 3 月底左右。頭等茶葉稱為生芽，是柔軟的渾身長著茸茸細毛的芽，只能采到一小點。這種品質的茶葉最受推崇，大部分被細心保存，有些最終要呈奉到北京，作為皇宮貢茶的一部分。其他品質的茶有熟芽、尖子等，僅僅就是生長期長點的葉子，根據(jù)其大小、色澤和采摘時間而加以區(qū)分。
這幾種茶葉采摘后按以下方法焙制：
首先用手工把葉子揉成團，再倒入一個大鐵鍋，用文火烘焙 20 分鐘左右，然后撈出，在竹席上攤開，用陽光晾曬，偶爾翻動一下，顛一顛，等徹底晾干后再交給婦女和姑娘們分揀，除掉其中的茶梗和花。
在湄公河以西的猛海和猛往地區(qū)，茶葉種植屬于撣人(傣族)和阿卡人(愛尼人)，他們種植茶葉所費的精力要比倚邦和易武的漢人少得多。土地沒有清理干凈，在大樹的遮蔽之下，茶苗幾乎像野生的。撣人一直等到葉子成熟后才采摘，故而只能采摘兩道。第一道茶葉叫細茶，即‘好茶’;第二道叫‘粗茶’，即粗劣之茶，這是農(nóng)戶唯一認可的兩種茶葉。經(jīng)過粗枝大葉的加工后，把松散的干茶出售給商販，商販將其運到思茅、威遠(今景谷)、大理和其他市場，在這些市場分揀，壓成茶餅，打包出售。
到這里，只說到農(nóng)戶茶葉的品種，至于他們的名稱則是不計其數(shù)的，根據(jù)采摘的時間甚至是產(chǎn)茶地的某座山而得名，使書籍和官方報告等材料中提到的普洱茶概念異常混亂。出售的茶葉是將不同品質的茶葉混合而來，茶葉到了思茅、倚邦、易武等地的茶商手上時，只認可 3 種。這 3 種是由農(nóng)戶茶葉按不同比例混兌而成。
為方便運輸，散茶按以下簡單方法制成茶餅或茶球：將茶葉按比例兌和后倒入盛有少量水的鐵鍋中，讓茶葉軟化，易于定型。當茶葉浸泡完全后，抓起幾把塞進一塊布中，揉壓成球狀，再在球的外面加上一些含有部分絲狀生芽的優(yōu)等茶葉，再壓上一塊重石搓實、壓平。
用這種方法生產(chǎn)出在全國各地出售的平整的圓形茶餅。茶球采用同一方法制作，不過不需要用重石壓制。方形茶餅是用木頭模具定形，是貢茶和禮茶的一種。7 個茶球或茶餅用竹葉包裹成一筒，然后將茶筒放入板條箱中，用騾子運到各地市場。當然可以在思茅購買到符合個人口味的農(nóng)戶混合茶，但是，這些特殊的混合茶在市場上看不見。
農(nóng)戶茶按產(chǎn)茶區(qū)的地名分為好幾種，通常區(qū)分如下：
頭等，生芽，每擔平均價格 70~80 兩。
二等，熟芽，每擔平均價格 45~50 兩。
三等，尖子，每擔平均價格 20~30 兩。
四等，梭邊，每擔平均價格 15~16 兩。
五等，底茶，每擔平均價格 12~13 兩。
六等，高品，每擔平均價格 6~7 兩。
前文提到，商業(yè)上把普洱茶壓成茶餅之后，思茅市場上的茶葉通常分為 3 種，即：
頭等，細茶，餅狀，每擔平均價格 16~18 兩。
二等，粗茶，餅狀，每擔平均價格 12~14 兩。
三等，古宗茶，球狀。這是一種商業(yè)價值低的茶葉，專門加工出售給西藏古宗部族，他們每年帶著大隊騾馬來到思茅，特意購買這種茶葉赴西藏售賣，每擔平均價格 9~10 兩。
還有幾種特殊的茶葉，名稱如下：
①禮茶。品質優(yōu)良，方餅狀，模仿貢茶。
②貢茶。方餅狀，用每年作為貢品從倚邦和易武呈送廳衙門的散茶加工而成，從思茅送到省城，再經(jīng)過一番包裝打扮后，呈送北京。
③茶膏。在廳衙門加工制成后送到北京皇宮。其加工方法是，用沸水煎熬進貢茶葉，過濾一遍后，再次熬煮，直到剩下固體黏性物，其韌性足夠用刀切成小立方餅，然后呈遞云南府，在那里包裝，準備送往北京。
關于這份說明書的內(nèi)容，筆者有幾點思考想與大家分享。一是英國人、法國人很早就承認茶葉的原生地在云南，只是這種聲音沒有被中國的茶業(yè)從業(yè)者所知曉;二是進貢給北京的散芽茶應該是“生芽”;三是英國海關官員對普洱茶加工工藝順序的介紹應該是有誤的，揉捻工藝應在炒制工藝之后;四是文中提及的云南府應該是地域名稱而不是衙門，因為貢茶當時是由云貴總督衙門進貢的，云南府級別不夠;五是關于翻譯和其對傳播影響的問題，在英文原文中，有許多奇怪的名詞如“hsi cha”“ping-lao”“chin-tuan”“mao-chien”“paichien”“so pien”等，對于準確理解和翻譯有很大難度，也間接影響著傳播的內(nèi)容;六是從文中可推測，那個時代的勐海沒有壓制緊壓茶的茶莊，當時勐海茶葉產(chǎn)量雖然較大，質量卻被當時人認為是低端產(chǎn)品;最后是關于文中提到用水煮軟化茶葉的方法，其合理性有待考究，有可能是海關官員的記錄有誤，或是翻譯方面等問題。
綜上所述，在 19 世紀末，以英國和法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都不斷有人關注著普洱茶，但由于它的復雜性，西方人對它更多的是好奇，真正理解普洱茶的幾乎沒有，他們對普洱茶的概括是粗糙的，如女王御前顧問潑賴費爾(Playfair)說普洱茶是助消化的良藥，但不能多飲，多飲則病;戴維斯將軍說思茅茶不適合外國人的口味……但不可否認的是，他們基本認可云南是茶樹的原生地，但這一觀點并未被后起的中國的茶葉學者所了解，導致從 20 世紀 20 年代開始，我們陷入了一個茶葉原生地到底在哪里的長期焦慮之中。直到抗戰(zhàn)時期中茶公司退居西南五省，我們才發(fā)現(xiàn)成片的野生大茶樹，成林的大葉種茶正在云南廣袤的土地上野蠻生長，多年的爭論也有了答案。
原文刊載《普洱》雜志
2021年12月刊
作者|楊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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